【时讯】寻找通往大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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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新的姿态融入了现在的世界格局，有点敏锐的外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首先提出了“中国世纪”一词。 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太认真。 外人
的一点点赞，我认为未来的世纪真的属于中国。 因为，第一，某个国家或民族主导世界的状况将来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即使是现在极其独立的美国，也不能有这样的妄想。 更何况中国呢？ 第二，中国的大国之路不是平坦的路，我们有很大的门槛。 唐德刚的所谓历史三峡还躺在我们面前，不是踩着花回去，而是大浪拍打着岸边。 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含有某种意义。 那至少给了我们暗示。 现在的中国确实处于非常转换的时期，尽管曾经全身有鳞伤和风尘，我们还是在崛起。

说到这个问题，为了确立我们的定位，有必要把握周围的世界。 从外部环境来看，我们融合的世界至今为止都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尽管有时有国家化的声音。 这个世界自1648年《西非条约》衍生以来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阶段，西方各主要国家自主或被动地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实现了现代政治体制。 但是，对中国这个老板的政体来说，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建设还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在此之前，我们属于王朝政治。 确实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开始了这一新的政治形态进程。 而且，还不能说屡屡受挫，构建了优秀的民族国家的制度形态。

我们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在血火洗礼中开始了我们国家的建设。 而且，与欧美各国和日本不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自己的点，我认为这构成了所谓“中国问题”的本质。 首先，从政治逻辑来看，我们150年来急需处理的问题应对了西方17-19世纪各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我们现在必须应对的国际秩序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界秩序。 那是因为没有时间上的应对，我们的任务面临着困境。

我们又是文明的古国，五千年来的政治文化从以前传下来，我们的国家建设任务必须处理从以前传来的关系问题。 具体来说，中国的政治从以前传下来，又分新旧两个以前传来，从旧以前传来，从王朝政治以前传来，它看起来断绝了多年，但历史余绪不断。 新以前以不同于王朝政治的现代政治形式，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本色。

我们从来没有形成过自愿的商品经济秩序，调节市民利益关系乃至公私关系的普通法律制度也不足。 今天面临的不是17-19世纪那样的国际环境，所以从内外两方面来看，我们没有英美国家建设期那样的历史机会，像19-20世纪的德国。 英美等国的历史至少证明，在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财富得到充分尊重的时候，政治国家逐渐强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这样，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现代政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而不是教条。 那是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吗？ 是不是意味着打破政治权威？ 限制权利不是不需要权力，现代国家的权力在边界上有限，但在功能上强大，有限而有能力的国家制度是现代国家的本质。 现代政治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教条式的个人主义，而是强调国家的能力，不仅仅是普遍主义的通常原理，而是重视国家的利益。

我们从上述立场看世界历史的巨大格局，每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都有两张皮，一个是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其中的经济繁荣和个人自由，另一个是功能强大的政治国家，对外拥护主权，维护国家利益 对当今时代的中国来说，我们现在的紧迫任务是建设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对外反对国际霸权主义，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自由、幸福、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国家法治权威保障个人权利、自由和幸福不受侵犯，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公正的迅速发展，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有效运作和依法执政，在国际关系中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公正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 只有比较有效合理合法的国家权威保障了个人利益和市场经济的运作，相反个人权利和市场经济也为现代政治国家的国家权威提供了道义和经济基础。 把人民幸福与国家力量结合起来是现代政治国家的优良形式。 现代政治的存在和迅速发展，是不滥用权力，保障市民社会的迅速发展，具有足够强大的国家能力，促进个人自由、安全和幸福。

从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的立场来看，国内外关于中国崛起的争论实际上为我们作为大国进入世界格局提供了道路。 比较国际上广泛流传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我们强调的和平迅速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大国方略，标志着现代国家的政治成熟。 另外，与此相关的关于中国内政的两岸三地问题、与美、日、韩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不仅在国家政治体制的革新上，在世界秩序的参加和国家利益的维持上，也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智慧。

作为从5千年前流传下来的政治文明体，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慎重地反省社会的政治进程，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实现“大国之路”。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大国》丛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