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讯】学者首次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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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据香港大公报报道，1986年，中国改革开放逐渐加深时，中央党校年轻学者汉康与几位同事一起完成了国务院民政机构委托的课题“建立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设计”，这是国内首次 在这一想法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效率能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

20年过去了，当时的年轻学者汉康现在是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20年来，经济高速
迅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社会深层矛盾，近年来开始加剧和出现。 许多社会矛盾指的是“社会公平”的问题。 对此，汉康今天是怎么想的呢？ 港大公报今天刊登了对韩康的采访复印件，并作出了回答。

“现在经常被记者问及当时的想法是否错误。 我认为不是”韩康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冷静地回顾了当时的想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提出并论证了‘效率优先、公平并存’的问题。 第一，想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对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维的效率和公平观念进行比较强烈的冲击，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开拓新的思维行业。 这种想法其实也符合邓小平“先富一部分人”的思想，首先可以通过高效的机制扩大社会财富总量，然后更好地处理社会公平的问题。 毕竟，低效率优先的公平最终只是穷人的公平、贫困的公平和落后的公平。 这是计划经济体制沉痛的历史教训之一。 ”。

贫富差距超过警戒线

但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国情已经和当时大不相同。 中国社会财产总量已经相当大，gdp居世界第六位。 另外，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社会两极分化现象的严重性也开始让社会感到不安。

所有学者都承认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扩大到了0.458。 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不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宣布内地10%最富有的人口占全国财富的45%。 最贫困人口10%所占的财富只有1.4%； 财政部官员透露，60%的银行存款掌握在存款人的10%手中。 这些都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性。 统计局的报告预言，贫富差距在今后十年将进一步扩大。

韩康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迅速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

当时提倡“效率优先”的学者承认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付出了两大价格。 一是生态环境被过度消费，另一是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很多。 现在到了为这两个大价钱买东西的时候了。 否则，难以持续协调增长，迅速发展。 在“社会公平”方面积累的多个矛盾不能指望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自然处理，必须依赖政府的积极作用。 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需要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必须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能。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从生产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的轨道。 这次政府提出了“科学的迅速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提出了非常智慧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略。

韩康指出:“关于效率和公平，今天不再是优先哪个、兼顾哪个的问题，而是应该两者兼顾，互相兼容，统一快速发展。”

韩康说，政府的职能是公共服务，在西方社会这在问题中是义不容辞的。 但是在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思维中，政府的第一职能被定位为经济建设，直接从事经济生产和产值的创造。 过去提出的口号都是“快速发展是有道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政府应该从事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提出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活动，是执政党执政方法的重要转变。

超过gdp的重新定位

对于这个转变，政府内部有很大的抵抗。 许多地方政府的基本观念没有改变，但政府依然认为应该抓住生产建设，业绩是由gdp的增长体现出来的。 这一方面追求产值，以信用建设项目，也是2003年以来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命题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定位基本职能，从生产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该通过直接参与经济运营、追求gdp、完全的市场规则、经济运行环境、加强监督等手段规范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 把政府的主要工作转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迅速发展教育，保护环境，管理社会事务。 政府必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不是直接参与资源配置，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监护人觉得社会的价格很高

另外，推进依法行政也是这次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复印件。 去年7月中国实施了《行政许可法》，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推进了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废除和规范政府的行政审批行为，推进了“管制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近年来，在信息媒体的焦点下，许多社会不公正和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最明显的是持续出现的群体性。

韩康深说，“社会好处矛盾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现在很多地方爆发是这次政府上台时面临的大背景。

前几届政府，社会矛盾也很多，有贫富差距、分配不公正、地区不平衡等，但相对隐藏于经济高速增长，没有爆发深刻的社会矛盾。 过去这种看不见的矛盾现在开始凸现，其中最突出的是群体性的事情。 这次政府面临的重任是必须解决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中隐藏的矛盾，同时保持高速快速发展。 ”。

他说，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社会迅速发展的正面事物往往会通过与官员业绩相关的产值、外资额、收入等媒体等各种方法扩大。 而且，社会问题信号容易减弱，有点问题被故意掩盖。 这使得中央政府很难敏感地认识到现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在爆发的事情、集体的事情发生之前，深层次的问题不会爆发。

“比如废除收容制度，这么大的政策调整，竟然是失去孙志刚交换的。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关注？ 因为受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思想的诱惑，去了项目。 不附带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反而问题暴露出来，矛盾扩大，对旧的不合理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在这种逆反的商业思维下，社会容易变得不稳定，支付的社会价格很高。 ”。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意味着执政党开始正视社会问题，开始面对现实的不和谐因素。 面对社会矛盾，政府自己寻找问题，从机制和体制中寻找问题。 这种积极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想法不是在一个矛盾爆发后修复，而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韩康认为中国为处理信访问题而支付的经济价格是世界上最高的。 在西方国家，发生了大社会集团的事情，政府不是直接与别人接触，而是与相关的社会组织进行对话。 因此，他建议为了解决社会矛盾，有必要组织无序的社会行为。

解决无序，建立意见渠道

“信访问题无限，但现在中国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 中央政府的访问部门直接面对单一的访问者，全国有13亿人，光靠政府和公民个体之间的对话是不可能处理所有的问题的。 ”。

韩康指出，政府承担一切是中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能政府”观念的潮流。 政府必须吸引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这需要节约社会价格，也可以建立更有效的处理矛盾的方法。

他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原来的社会组织。 例如，现在工会要改革，就必须增加维权功能，维护工人的权益。 这是工会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 (蒋兆勇，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