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讯】作家熊召政：这十年我和张居正朝夕相处

本篇文章4772字，读完约12分钟

《中国青年》:在四卷长篇小说《张居正》中，你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接受记者采访时，你给它打了84分。

熊召政:如果85分优秀，就给《张居正》打84分。 说到优秀，我不敢。 即使说不优秀，我也不忍心。 毕竟那是我个人的“三峡项目”，不是“豆腐渣项目”。

《中国青年》:得知几乎全票获得这个大奖的时候，除了有点意外，你看起来很平静。

熊召政:与我这一代相比，我经历了越来越多的摇滚。 经历过凹凸不平的人通常在感情上很难放任自己，他们总是“冷”的时候比“热”的时候多。

《中国青年》:文学史家也批评你，批评《张居正》，说你抬谁，贬低谁。 你衷心欢迎这样的批评，你说这是对你的爱护。 这让我看到了你和通常作家的区别。

熊召政:在中国这个地方，特别是经历过坎坷和痛苦的人，反而容易产生仇恨心理。 我认为一个身体也许在短短的一天里就学会了憎恨这个世界，学会爱周围的人，就需要我们付出一生的努力。

学习爱的前提是学习宽容，正确理解生活。 暂且不论我经历了多少摇滚，但如果有一个身体——他总是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觉得整个社会都欠他的，那么，对周围的世界，他充满了敌意。

是的，有时，由于一些突然的原因我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我们生活在人群中，我们不能像花一样，总是被用心照顾。 我们的生活经历了暴风雨，打雷，但打雷和打雷后毕竟是晴天。 这样想的话，我就把这种“不公平”看作是生活给我的宝贵财产，所以我的心情会变得平静，心境也会变得宽容。 而且，我对别人一分宽容，别人对我十分宽容吧？ 如果我恨别人，别人就会把恨还给我。

《张居正》出版后，一位老师写了复印件粉饰古人(当然，更有评论家为我生气)。 。 那时在北京的会议上，碰巧遇到这位老师，我赶紧走，说我是熊召政。 我感谢他读了这么长的书，同时这么认真地分解，我可能会在一些观点上和他讨论，但对他认真学问的态度，我向他表示敬意。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很诚实。

其实，我遇到过比专家们更严厉的批评。 1998年，我刚写完第一卷时，我给三个朋友打印了稿子给他们看。 三个朋友，三个不同的职业，一个是工人，一个是机关长，一个是大学教授。 我的工人朋友一周后把原稿还给我了。 他说。 “你这个写什么，我一点也不擅长。 你看人家的二月河写得多么漂亮。 我部长的朋友说:“嗯，比起写论文，我觉得你的考证很有力量，但好像不太像文学。 我教授的朋友说“你用学问的方法写了《张居正》”。 这些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他们的话很坦率。 得到这样的评价，我受不了春节。 春节结束后，给出版社打电话说要把原稿拿回来。 为什么呢？ 稍微修改一下就行了。我说要学习黛玉焚烧稿。 他说了，哎呀，重写啊，那也不要吧。 就这样，1999年，我又写了整整一年。 我的第一卷第一稿是38万字，第二稿用了不到1万字。

“中国青年”:在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有多少帝王值得写相、英雄豪杰，明朝也比张居正“有名”大。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么没有大影响力的人物来写？

熊召政:相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诸葛亮、曾国藩等人物，张居正在平民中没有广泛的影响，但他领导推行的“万历新政”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张居正可能不伟大，但他很优秀。 他最崇高的品质是有“知道我的罪行，什么都不想”的负责精神。 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他领导的改革才能像灿烂的朝霞一样，给晚期死气沉沉的朱明王朝带来短暂的光辉。 遗憾的是，他为国家鞠躬后受到残酷的清算，给他的朋友、家人甚至80多岁的老母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后者评价张居正为“精通治国，懈怠身体”，这种精一疏反映了张居正的悲剧所在，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和缺陷。 正是因为上述想法，我才花了十年的时间写他。 十年来，我与张居朝夕相处，生死与共。

作品“养”、“养”一字不变，才是分娩时

《中国青年》:说到《张居正》，我觉得还得说几个身体。 第一个恐怕是你的老师，翻译家徐迟先生吧。

熊召政:是的，徐迟先生是我的恩师。 你知道。 那一年，我写了一首诗“停下，请举手如森”。 这首诗使我出名，调到湖北省作家协会。 第一次见到徐迟老师时，他对我说:我历来反对把诗当作匕首和大炮。 我当时不太能接受。

1982年的一天，我去医院看望了他。 他问我，为什么写那么有火药气味的诗。 我会告诉他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经验。 他听了很吃惊。 他的病房里有电话，他拿着麦克风向湖北省文联的办公室订购车，说第二天和我一起去老家看看。 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我们乘坐苹果绿色上海品牌的轿车到达了我的家乡湖北英山。 他看着我工作的田野，看着我去乡下和住在县里的房子，去了我工作的文化馆……在那里，我们住了一周。 回去的路经过黄州赤壁，他建议去里面看看。 去二赋堂的时候，他在《前赤壁赋》里有几个字？ “后赤壁赋”有几个字？ 我茫然不知所措。 然后，他给你500字，写你家乡的历史纪念碑，你能写得这么生动吗？ 苏东坡写《赤壁赋》时没有写匕首和大炮，他说。 但是，那个人世间的沧桑，人生的感悟，800多年过去了，依然振奋人心，让人深思，这就是文学。 “我花了五年时间，扭曲你的文学观念和写法。 “”他说

然后，他给我写了一本长书的清单。 有中国古典的也有海外的。 外国书从《荷马史诗》《神曲》开始，到他翻译的《瓦尔登湖》。 他让我先读《荷马史诗》(这本书也是他翻译的)。 我说我读了这本书，他说你又读了。 读完后，他问:“怎么读？ 荷马的想象力很丰富。 他知道我读不懂。 他打开书写烛台的一节，说那和《赤壁赋》一样。 那时他看着桌子上的花瓶，说:“你能像荷马一样为花瓶写200行诗吗？ 还有，写得生动，漂亮吗？ ”。 你没有这样的才能吧(当时我已经是专业作家了)。 然后他规定我必须把我写的所有诗，所有的复印件给他看。 这样，每写一篇，我就送到他那里，他把抽屉锁上，有时半个月，有时两个月，有时，不清楚给我。 给我，他给我提意见，让我再改一次。 修好后，我又给他看，他说好，这时我才拿出来宣布。

像孩子一样，作品也要“养”。 徐老师说“养”一个字也改不了了，是作品分娩的时候了。

“中国青年”:五年过去了。 你的作品有什么变化？

熊召政:变化太大了。 例如，一个词，如何使用它，如何使用它是正确的，可以使用它的感情和温度。 写《张居正》时，我写了李太后烧香到昭宁寺，寺内一如和尚告诉她嘉靖皇帝在全国烧毁了寺庙。 李皇后信仰佛教，听到僧侣控诉她的继父般的话——第一，她是皇后，她必须维护皇室的尊严，不能附和。 其次，她的心对烧毁寺庙非常痛恨。 所以，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用一句话表达她的心情。 一开始，我这么写:太后听了很不高兴。 这句话没有力量。 我对此说:“太后听了很生气。 “愤怒”一词不足以表达太后的雍容大度。 为了这句话，有一天上午，我想了想。 最后，我创造了“沸腾”一词。 王后听了，心里沸腾了。 这句话，很快就表达了她很多杂七杂八的心情。 这种语言锻炼的功夫是当时跟着徐迟老师学的。

《张居正》里的很多诗都是我写的。 与唐诗相比，明朝的诗没有那样的盛唐气象，甚至连其语言看起来都那么“瘦”和“硬”。 这是明朝诗歌的优势。 所以，明天早上为人写诗的时候，我不能把它变成唐诗的风格。 这些小事，网友可能看不到，但它不能放松自己。 这也是从徐迟老师那里学到的。

《中国青年》:十年间我写了一本小说。 我认为这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熊召政:是的。 我写《张居正》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雍正皇帝》。 我告诉妈妈，二月河写的这部戏很好看。 于是，每天晚上她都早饭，吃完后让我去散步。 然后，她在家烧茶，摆椅子，我回来后一起看电视。 一个多月，每天都是这样。 同时，她只要听到关于“雍正帝”的消息，她就会回来问我。 母亲对我的支持不是她有多少教养，而是她给我的真诚的爱，而不是帮助她写给我的。

三十多年前，我们家从县城搬到乡下，生活很艰苦。 我记得在县文化馆的刊物上投稿。 他们读了，觉得我的诗写得很好。 文化馆的创作指导员(在我们眼里，他简直是个了不起的文人)开车在深山里找到了我们的家--对我们的家来说，这太棒了。 我投的稿子有回复，创作指导员也来看我，父亲、母亲、家人都很高兴。 但是，那正是春天荒芜的时候，家里一粒粮食也没有了，客人来了，怎么也吃不了红薯吧。 我妈妈跑两个村子才租了两斤米，从门口进来，给客人看，很多“丑”啊，我们家没有后门，窗框也小，拿不动。 那时，父亲已经病了，躺在床上。 妈妈站在窗外，抓着米递给爸爸，爸爸收下了它，我挡住了客人的视线——然后妈妈从房间里拿出米，做饭给客人吃。

这是妈妈对我的支持。

“中国青年”:你说过湿妻子对你的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熊召政:没错。 她年轻的时候，对文学有独钟。 如果有人说我是商人，她就会不舒服。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海做生意。 哪一天，她每次看到我桌子上没有书，她都很忧郁。 我知道。 我桌子上的天空丢了她。 后来，当我回到桌子旁边时，她每天都笑容满面。 她说她喜欢看我写的样子，我说这不赚钱，她说我不要钱，我想要的是精神世界丰富的人。

我的自尊心把我推上了大海

“中国青年”:我说文学是你精神的故乡，为什么弃文从商？

熊召政: 90年代初，有一段时间我突然觉得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我的创作进入了困境。 那时经常有刺激我的事件。 有一次，朋友给我买了软卧的票。 我去取票时，朋友的话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朋友说软卧里很少有像你这样的作家。 我为什么？ 他说，这辆车有两种人，一是高工作，那是有组织地给他们的待遇，二是私人房子，他们很有钱。 作家说人们不太容易听，作家说是文乞丐。 是的，改革开放后，作家首先是被边缘化的群体，特别是像我这样从80年代文学的光辉中走出来的人，这种失落感特别严重。 我跟朋友说，个人账户不是有一些臭钱吗？ 我表现出了鄙视。 朋友说那就赚点钱给我看看。 我赌，说，好吧。 好吧，让我赚点钱给你看。 就这样，我的自尊心推着我入海了。

“中国青年”:贫困不是作家的专利。

熊召政: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选择文学。 文学是我们的理想，不是我们选择贫困。 只有降职，赚钱，我们才能赚钱。

在香港接受采访时，主持人也问了和你听到的一样的问题。 他说:“赚钱和写好作品，哪个难？ 我回答说写起来更难。 他笑了。 他说:你赚了钱，你敢这么说。 我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空间打开了，有点聪明的人能赚钱，对吧？ 兼任一个职务还能挣一个工资。

我下海了，我赚了一点钱，然后我又上岸了，终于回到了文学的故乡。 我告诉世界。 第一，赚钱不容易。 其次，赚钱不是我人生的目标。 要说功利，办公司，我不能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 李嘉诚不能。 我一生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 但是，如果我说我回到文学的故乡，傲慢的话，我可能会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呢。

《中国青年》:人生一百年，在有限的生命中，你必须找到为自己做的事件。

熊召政:是的。

《中国青年》:很多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在之后的文学创作中很难超过获奖作品，有些作家几乎不写长篇小说，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熊召政:我也写历史小说。 一个作家，最难过的是不能超过自己。 为了超越自己，必须制定新的更有挑战性的目标。

我现在正在准备写春秋时代的身体，所以满屋子都是《左传》《尚书》《山海经》《吕氏春秋》……非常难认识比张居正早2000年的人物，每次我找到一些线索，我都很期待。 不是吗？ 五一期间，我开车，找伍兹徐逃离楚路线。 途中，我在寻找2600年前被毁灭的六国，我用照相机拍了那里的山川地形--从吴到楚，一直在寻找，很辛苦。 这是我写的态度。 不能空作家那样的天马来代替认真的历史学考证。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