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讯】成都幼女李思怡被饿死案深思：没有什么人幸免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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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原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和民警黄小兵宣布公开判决，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王新和黄小兵有期徒刑3年和2年。 这两个人的“玩耍疏忽”，是3岁女孩活活饿死的——这就是去年震撼全国的李思怡。 成都市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躯干在指示中写道:“无辜的小生命活活饿死落在了我们这样的‘冷血者’手里。”

“冷血”使公众震惊，许多普通人在网上自发开展道德自我救济活动
，为小思怡建立纪念网站，许多人自发绝食体验小思怡的困境，人们潮水般的诗歌和挽联

一位北京学者，不停留在悲伤和愤怒之中，他用一位学者穷根问底的精神，有很多疑问，去成都实地调查，回来，流泪写书。 他自费印刷，给了能理解的人们。

清华大学的一位老教授给我寄这本书时说:“我哭着读完了。”

但是七八万字的复印件，我花了好几天才看完。 每看几页，我就必须跳起来，尽量平息自己的感情，擦干眼泪。 但是，不管我把这本书放在哪里，纯黑色的底色封面都那么显眼。 白色书名“起诉”两个字，像锐利的眼睛，无处可逃。

书页上写着“没有人能幸免于罪。 我们是李思怡的地狱！ ”。

作者——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在书中说:“三岁的小思怡死在门前的场景一直挥之不去。 她开门是唯一的方法。 门外有什么？ 门外是你和我，所有活着的中国人！ 三岁的孩子打不开门，我们在外面假装聋。 终于，门打不开，小思怡死在门后。 ’”

康晓光必须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谁对这种事负责？ 你还没起床吗？

"你在酒量充足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 "

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

我们是来敲你天堂的门的

请敲门，接受

可怜的三岁少女

孤独的灵魂

请你给她自由的王国

没有孤独的王国

没有饥饿之苦的王国

没有麻木不仁的王国

不怕恐惧的王国

2003年6月21日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西路65号院的居民和往常一样在院子里聊天、打麻将。 这几天他们闻到了奇怪的“臭味”，受不了，所以他们开始寻找酱料。

找了很久，终于知道“臭”来自3单元1楼25日。 这里住着吸毒的单身母亲李桂芳和三岁的女儿李思怡。 他们想起很久没见这位母亲和女儿两个人了，马上向家委主任报告了情况。 家委会主任赶到现场，感到事态不好，马上报警。

接到通报，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民警从阳台进入厨房，通过厨房进入客厅。 一进客厅，民警发现主卧室木门的明锁被绿色毛线绳系着。 民警解开挂在主卧室门上的带扣毛线，然后民警试着推主卧室的门，感到抵抗，推开一半，在门后面发现了少女的尸体。

根据随后进行的尸体表检查，死者说“头发大部分脱落了……尸体高度腐败，腹部和四肢皮革样化，头面部、颈部和会阴部附着大量苍蝇蛆……”。

解剖检查也排除了李思怡死于暴力打击和中毒的可能性，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一致推测李思怡死于饥渴。

在这里，看到现场照片的康晓光的眼睛周围很快变红，他低声说:“惨不忍睹。”

一位网友写道:“你在酒量充足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

根据警察、检察院、法院的事后调查，案件极其简单。

6月4日，李桂芳的两个朋友邀请她吃午饭。 她带着孩子，四个人吃了午饭。 这是李思怡吃的最后一餐。 这个时候是上午11点左右。

吃饭时，三个大人约好去金堂县“找钱”。 然后李桂芳先送孩子回家。 那天李思怡病了，上午去医院打针，回家后躺在床上就睡了。 李桂芳用绿色毛线绳把卧室的门绑住，然后把门锁上就出去了。 这个时候是下午一点多。

到了金堂县后，李桂芳一个人去了超市。 她在超市偷了两瓶洗发水，警长通报了金堂县公安局的城郊派出所。 值班民警黄小兵赶到超市把李桂芳带回派出所。

在警察的职业嗅觉中，黄小兵认识到李桂芳是瘾君子，提出做尿检。 黄小兵为此诋毁并批准了副所长王新。 尿液检查的结果为阳性。 最初的记录中记录着李桂芳对黄小兵说的话，家里只有一个少女，没有照顾。

黄小兵向王新报告了李桂芳尿检的情况，询问是否实行强制戒毒。 王新再次承认。 这个时候是6月4日下午5点左右。 黄小兵也向王新报告李桂芳家有没有照顾的少女。

黄小兵还向团结村派出所确认了李桂芳的情况。 这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关于这件事的第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在这里实习的成都市警察学校的在校生穆羽。

王新还拜访了当时金堂县公安局的值班领导吴仕见。 王新在吴仕见的指示书中明确表示李桂芳家有没有照顾的孩子，但吴仕见依然允许李桂芳强制戒毒。 这样就完成了强制李桂芳戒毒的手续。

晚上22点左右，城郊派出所派出两辆警车把李桂芳和刘这个吸毒者带到成都戒毒所。 李桂芳是第一辆警车，王新当了司机。

根据李桂芳自己的陈述，她不肯抓住门上车，要求王新回家冷静一下孩子。 上车后，她也让她路过青白江回家，让孩子平静下来后和他们一起去。 她还请王新给第二个姐姐打电话，帮助她照顾孩子。 但是，尽管李桂芳重复她的要求，没有人理她。

从金堂县到成都，青白江是必经之路。 李桂芳精通这条路。 她注意到车过了青白江，开始用头连续猛撞车门。 在这种情况下，王新终于同意打电话。 李桂芳告诉了王新她姐姐家的电话号码。 王新让该车卢晓辉给李桂芳姐姐打电话。 卢晓辉通过电话，但没人接。

王新又让卢晓辉查团结村派出所的值班电话。 这个电话也接通了。 接电话的是穆羽。 这时是6月4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这也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关于第二个事件的电话。 根据派出所的值班记录和电信局的记录，法庭确认了这次电话。

在这件事上，团结村派出所接到郊区派出所的两次电话，他们知道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李桂芳家的情况。 团结村派出所离李桂芳二姐姐家不到200米，离李桂芳家也只有一个街区，但他们什么都没做。

6月5日凌晨在戒毒所完成各种手续。 在王新离开戒毒所之前，李桂芳再次要求王新执行孩子的案件。 王新说已经告诉团结村派出所了。

之后，王新等人回到金堂县，再次经过青白江时，也同样没有停车。

第二天上午，黄小兵值班。 上午9点左右，王新、卢晓辉让黄小兵再次联系团结村派出所，黄小兵回答说联系过。 黄小兵说，他给团结村派出所打了电话。 但是不允许团结村派出所，电信局也没能调查这个电话的记录。

根据法律规定，黄小兵应该在3天内把《强制戒毒通知书》送达李桂芳的家人、所在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但黄小兵没有送达。 事件发生后，我发现这三份通知书还躺在他的桌子抽屉里。

从6月5日上午到6月21日傍晚，无论是金堂县的都市近郊派出所，还是青白江区的团结村派出所，都没有人听说这件事。

就这样，从6月4日中午到6月21日傍晚，3岁的李思怡一个人被困在家里。

门上有她手抓住的痕迹，她的指甲有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现所有柜子都有找的痕迹。 她可能晚上吓得躲进衣柜里了。 透过地面的痕迹，在屎尿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的状态下看着，这个少女一直活着，慢慢地死了。

“我必须做点什么。 否则，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一扇门

对你来说永远关闭了

被关闭了

这个世界应该给你笑容

应该给你的颜色，温暖

应该给你的面包，巧克力

应该给你的爱和乐趣

……。

你的灵魂永远是纯洁的

纯粹只是恐惧和期待

纯洁得既不埋怨也不诅咒

纯洁。

纯洁。

和这块土地

与这片土地的罪恶

水火不相容

一位网民说:“在从愚蠢和粗野的黑暗时代已经走出几百年的今天，在食物充满超市、清水充满所有水管的城市，是充满人的大楼，在离警察100米远的小巷里，母亲被警察关在她家里。

这样的“耻辱感”同样深深地纠缠在康晓光身上。 其间，他说自己第一次痛感什么是“痛苦”。 40岁的人，看到的痛苦、黑暗也足够了，但李思怡的惨死依然流泪，抑制不住愤怒。 他不能像往常一样工作和生活。

每天一打开电脑，就忍不住搜索“李思怡”的名字，看各种报道，看网民的评论，看几个小时，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康晓光的女儿也三岁。 每天出门前和女儿接吻时，他都会想起小思怡。 坐在桌子前，看到贴在墙上的女儿的照片，他会想起小思怡。 回家，女儿欢呼着扑到他怀里时，他会想起小思怡。

“特别是我女儿的照片，一想到玩具堆积如山，她就同岁，一张照片也没有……”。 没有女儿，康晓光可能会坐在书房里，对着电脑，有点生气或者生气。

那时康晓光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 李思怡的遭遇，不仅咬他的道德神经，还让他进一步认识，在反贫困行业，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人们总是关心的“资金不足”、“制度不完善”，而是有钱和制度也起不到一个一个的作用。

李思怡是最明显的例子。 制度不完善，但不完善的制度实行后也能不引起这场悲剧的钱很少，毕竟有钱，比李思怡境遇好的人也拿到最低生活保障了吗？ 毫无疑问，她应该接受社会保障系统的援助。 但是，她确实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为什么穷人的声音总是那么弱？ 为什么弱者的权利总是被践踏？ 为什么以保护他们权益为目的的组织总是形状相似？ 为什么赋予他们权利的法律条文总是像空文一样？ 已经有多少李思怡死了？ 有多少李思怡在死亡边缘痛苦？ 将来李思怡有多少人？

这些问题纠缠着他，但折磨着他。 康晓光说，写这本书完全是为了自我解放，为了让自己今后也能正常生活，“我必须做点什么。 否则我不能面对自己的孩子，不能面对自己的良心。”

他从去年7月上旬开始在网上追踪这件事，开庭到10月30日。 11月10日至15日对成都进行了实地调查。 康晓光决定以李思怜事件为案例，探究扶贫行业中的“制度故障”问题。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访问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访问了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和情报机关。 他直接采访的还有李思怡的邻居、家委主任、政府高官、法官、采访这件事的记者，还有出租车司机、酒店员工、百货商店店员、航空小姐等。

在调查、思考、写作过程中，康晓光一直警告自己，不要让强烈的感情妨碍学术评价。 因为做人可以有眼泪和愤怒，但做研究者需要客观冷静，掌握真实正确的资料，按照科学规则分解，得出逻辑严密的结论。 但是，他“客观地”不知道自己是否达到了这个要求。

事件发生一年多了，他说点什么，有些人还是控制不住“混蛋”、“畜生”等粗口还是脱口而出。

这本书于2003年12月中旬完成。 有些出版社认为有些复印件是“过激”的，康晓光绝对不同意编辑。 于是，他自己出钱印刷了3000本，给了认为“能救药”的人。

“只有当事人应该站在被告席上吗？ ”。

如果孩子

生而偶然死是宿命

那么你短暂的一生

多么可怕的误解啊！

……。

在你哭的时候

世界的耳朵集体失去了

简单的事件使每个人都可以独立评价:警察失职是这场惨剧的直接原因，而且这种失职并不那么容易。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个警察打了另一个电话，如果王新两次经过李桂芳家时停了一次车，团结村派了一个警察肯走了几步，《强制戒毒通知书》能按规定送达的话……就举这些手来救一个人的命。

面对那位母亲跪下漠不关心的王新，他的律师为他无罪辩护，令人吃惊的是李思怡提出李桂芳可能在离家前就死了。 一位母亲悲愤地叫了起来。 “上帝，你为什么非得打雷杀了他们？ ！ ”。

但是，作为研究贫困和反贫困、地区差异、收入分配问题的近20年学者，康晓光认识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即使上帝真的用雷打死了他们，其他人也能放心地转身离开吗？ ”。

谁有责任保障李思怡的权益？ 这不是深刻的理论问题。 《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有相关确定规定。 首先，李思怡的直系亲属负有这样的责任，其他亲属、朋友和邻居在道义上有责任帮助她。 在现代社会，政府和民间组织负有这样的责任。 对中国来说，这些责任主体是民政部门(特别是实施儿童福利院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机构)、官方社区组织(街道、居民委员会或房屋委员会)、相关的官方权益保护组织(设于政府的委员会、妇联、共青团)、父母的

李思怡是怎么生活的？ 谁在照顾她？ 该照顾她的人和机构做了什么？ 他们对李思怡的死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到底是谁“杀”了李思怡？

有这样的问题，康晓光来成都，他想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但是康晓光的调查浑身发冷:在监护人无法履行责任的情况下，这么大的中国没有一个机构或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她没有得到政府的救济，也没有得到任何团体和各种公益组织的援助。

爷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唯一的依赖。 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时间吸毒，但因贩毒被判刑，事件发生时也在宽限期内。 李桂芳没有工作，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理发援助，其余收入来自盗窃、贩毒、直接或变态的卖淫。

据家委会主任介绍，李桂芳是全地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 “她的朋友是个乱七八糟的人，她只能和这些社会渣滓打交道。 ’没有人和她交往。 她也知道，没和邻居交往过。

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她们母女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妇联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首先应该由共青团负责。 儿童福利院拒绝接受李思怡。 她不是孤儿，所以她还有一个母亲。 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试图收养孩子，也被她吸食毒品的母亲吓坏了。

李思怡总是一个人关在家里，总是挨饿，从小就学会隔着铁栏向窗外以前的邻居乞讨。 验尸官的尸检报告显示，李思怡说“发育通常营养不好”。 人们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电力企业停止向她家供电了。

三岁的幼儿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今天不死，明天不死吗？ 退一万步，即使她不死于饥饿，她的明天会怎么样呢？ 成为另一个李桂芳，毒品，贩毒，盗窃，卖淫，被排斥，被鄙视，被处死，很有可能一直持续到死亡。

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小思怡表明政府的职能在这个问题上不足。 ……无论是排斥李桂芳的机关，还是多次解决李桂芳的公安机关，还是抓到李桂芳10多次的派出所，还是缓刑李桂芳3年的法庭，在消耗人力物资多次“解决”李桂芳时，都不照顾小思怡，进行救助。 ”。

那天，成都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阴沉沉的，阴沉沉的。 但是，天气的寒冷赶不上人心的寒冷。 在政府机关、法院、房屋委员会、派出所、李桂芳住的小区、酒店电梯、报摊旁、出租车、餐桌上、各种场合，康晓光都会问各种各样的人同样的问题。 你认识李思怡吗？ 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 你打算为此做什么？

很多人回答说，有点印象深刻，孩子死得很惨，没有任何计划。 一点也不知道，但我不想听更多。 康晓光说:“我故意说的话题往往从一开始就结束了。”

在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一名女警察检查了康晓光的证明书和介绍信后，嚷嚷着中国科学院的管理在做什么。 康晓光也生气了，大声对她说。 “你是我在做什么，我是中国人。 想知道这件事不行吗？ ”。

走出派出所门时，康晓光回头看，看到车库屋檐上有醒目的标语——权为民用，情为民用，利为民用。

“这样的世界再繁荣也有什么意义？ 如何爱人，依恋人，憧憬人？ ”。

你死于制度深处的寒冷

降临在你年幼的生命上

其实是荒诞的，更真实，轰轰烈烈的机械声

窝藏弱者的无辜者

痛苦的呻吟和求助

你死于来自机器的鄙视

……。

你死于内心深处的寒冷

血早就有冷酷的脸了

那些喝狼奶长大的人

他们不知道那是犯罪

灵魂失去痛感的人们

不知生命的敬畏和怜悯

你死于这寒冷

寒冷表明，他不仅对别人的痛苦麻木，而且拒绝为维护社会正义付出微薄的代价。

无论是掌权的政府高官，还是神通广大的记者和知名学者，几乎都不想为康晓光的调查提供帮助。 碍于情面进行援助的朋友也坚持要做好秘密工作。 “他们的风险标准可能和你的不一样吗？ ’我说。

“有可能。 ”他停了一下，说:“我能理解但不能接受。”

一个朋友惹他生气，说那个朋友帮不了他。 “这件事已经带来了严重的结果，已经影响了招商”。

“他认为最严重最神圣的事件是招商！ ”。

“大家都觉得不关别人的事，叹气就行了。 我们中国人怎么能这么冷漠呢？ 我至今也不知道”

他站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长椅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他离开了我们正在说话的桌子，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用手擦了擦眼睛。 我的录音机有很长的空白。

又回来的时候，他的心情基本平静下来了。

“我想李思怡现在死了可能是偶然的。 但是，其背后，绝非小事。 如果一个社会能容忍这样的事件的发生，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也不惊讶。 如果我们只是住在一个狼窝，蛇窝里，很肥，有什么意思？ 这样的社会再繁荣也有什么意义？ 那怎么能让人爱，让人依恋，让人向往？ 不能说让外部的人尊重这个社会”。

康晓光说，一段时间以来，冷酷统治着我们的舆论。

在各种媒体中，“成功者”被捧上天，得到的一切他都可以通过任何手段安心忍受。 天生不幸的人，什么样的权力和市场竞争的失败者，什么样的个人遭遇无法控制的外部打击而陷入困境的人，他们的不利状况被认为是自作自受，还是值得倒霉，还被社会鄙视和歧视。 媒体齐心协力，肆无忌惮地宣传成者王侯败北者寇的“强盗道德”。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公益广告，都告诉你自己怎么做。 努力的话海很广，社会没有任何责任，别人没有任何责任。

“这种舆论环境不仅剥夺了弱者接受社会救济的道义根据，而且通过加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责，增加了物质不幸和心理不幸。 ”。

例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确定了“家庭人均收入”是决定城市居民能否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条件。 但是，各地在执行中，总是追加一系列的附加条件，排除尽量满足国家救济标准的人。 例如，“使用手机、打麻将、戴金银首饰”、“在家饲养汽车、摩托车、手机、空调、观赏宠物”、“出资孩子选择学校读书”、“毒品、卖淫”

康晓光对这种现象很生气。 “在这些以帮助穷人为责任的国家公务员心中，你必须有家族的四堵墙，必须卖掉包括结婚戒指在内的所有房子，没有任何过失，即使辛苦也不能满足温饱，提供所有的现代文明 是在帮助穷人，还是在折磨、侮辱或迫害穷人？ ！ 在他们心里，穷人还不是人，穷人还有权享受现代文明吗？ ！ ”。

他说:“一个社会有没有良知，有没有什么人道主义精神，有没有对失败者和弱者的同情，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来说，社会最初建立保护弱者权利的制度是为了弱者的反抗，还是为了强者的同情，或者是两者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有钱人同意用自私的计算，为了减少穷人的抵抗，拿出一点钱来处理社会贫困问题。 政府为了降低支配价格，提高合法性，也制定并实施财富再分配计划。

但是，人类不仅是自私的动物，也是有良知、有同情心、有同情心的动物。 人性中哪些“善”的东西产生了人类利他主义的精神和行为。 强者的同情产生了慈善事业，在现代社会扶贫事业的迅速发展依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现在的扶贫体制，主要是迫于压力的产物，不是同情的产物。

一家美国基金会试图把这本书翻译成英语在海外出版，但被康晓光拒绝了。 他们问为什么，写书不是为了给更多人看吗？

康晓光回答说“是”。 但是，想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的不是让更多的美国人、外国人看到的。 ”。

“为什么？ ’我问。

“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那个网民说的，有个民族就这样死了自己最弱的人。 我觉得我没空失去这张脸。 ”。

“为无声的人呐喊，为无权的人保护权利，是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你的小尸体永远躺在我的心里

我的生命将永远平静

大人的世界抛弃了你

大人的世界屠杀了你

我怎么祈祷你的原谅？

李家的人都是普通工人，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文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不知道怎么争取，属于典型的社会底层。 李思怡是弱者中最软弱的人，政府和社会没有兑现她的一切承诺，但她很无助，可能连抗议都没能做到。

2003年，另一个事件轰动一时。 那是孙志刚事件。

在孙志刚事件中，孙子大学的同学全力支持，提供金钱，找律师，联系记者在报纸上查明冤案。 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广州教授出钱出力的北京教授们召开了一些会议，撰写复印件，发表声明的律师也挺身而出接受案件，而且免费提供服务。 这一切在李思怡事件中完全看不见。 为什么？ 一位网友回答了这件事。 她不是大学生。

李思怡不是大学生。 她没有大学同学为她抗争。 另外，大学教授、律师和官员没有为她撑腰。 只有不知名的网友在为她说话。 她的母亲被困在戒毒所，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与警察签订了赔偿协定。 她的亲人们拒绝任何信息，不得参与善后解决。 据《情报周刊》报道，“一名中国公民死亡，如果是政府的全部责任，最高可以得到24.8万元的国家赔偿。 但是，根据记者的很多验证，孙志刚家族得到的赔偿达到了这几倍……”李思怡的亲属得到了仅仅10万元的赔偿。

据孙志刚报道，最多的是“大学生被杀”，而不是“中国人被杀”。 对此，康晓光说:“现在有些学者和媒体厌恶贫困热爱财富，但已经无耻了。”

有人认为李思怡的悲剧是极端的特例，没有普遍性。 康晓光不同意这种看法。 “李思怡的悲剧不是一个身体的悲剧，发生在李思怡身上的事件还发生在别人身上。 ”他说，这个“别人”还包括父母吸毒的孩子、罪犯的孩子、街头流浪者、血汗工厂的童工、穷人和各种弱势群体。

他们的立场和李思怡的立场一样，不同的只是程度。 他们的权益也可能受到侵犯以保护他们的权益为职责的人同样有可能失业或渎职。 为了维持他们的权益而设立的机构，可能同样形状相似。 什么样的保护他们的法律和政策同样可能流于形式。

“这些‘可能’不仅仅是‘可能’。 事实上，每天发生的都发生在你和我身边，但我们没有看到，没有听到，麻木了”

康晓光说李思怡有“特殊性”，那么李思怡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是弱者中最弱的人。 但是，她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她面临的不利状况，都是所有弱者共同面对的现实。 “为无声的人呐喊，为无权的人保护权利，是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